我是克洛普的粉丝足球文化探索。
同时我也属于他的粉丝里数量众多的一类人——不是他执教的球队队迷，甚至不太会持续地关注他的球队，但不管他执教哪支球队，都喜欢他这个人。
利物浦前市长乔安妮· 安德森表达过和我近似的态度。在为克洛普颁发代表本市最高荣誉的“利物浦自由”勋章时，她说自己并不真正关心足球，但仍然热爱克洛普。这也是很多人的感觉。尽管他们可能支持不同的俱乐部，但他们仍然可以在克洛普身上达成共识，他类似于英格兰足球的最小公约数，就像伊丽莎白女王曾是整个联合王国的最小公约数一样。
克洛普不仅在英国，也在德国和很多地方享有这样的爱戴，但“最小公约数”的事实无疑在2024年10月9日被打破了。离开利物浦4个月的克洛普突然宣布自己将从2025年开始出任红牛国际足球总监，这条消息在德国炸开了锅，很多人认为这代表着克洛普彻彻底底的背叛。甚至连克洛普带过的球员格罗斯克洛伊茨也表示，有机会他会当面对克洛普表达不满。
在仍然坚持50+1股份原则的德国足坛，资本始终被认为是社区足球的大敌。尽管没有石油巨富收购德国俱乐部烧钱买人，但德国人很满意这样的现实。克洛普执教过的德甲美因茨、多特蒙德和英超利物浦都是根植社区的俱乐部，而克洛普也一直被视作“足球社会主义”的典范，他亲善、他在意大众的感受、他维护球迷利益，他最特别的地方是他坚持普通，他在日益分裂的世界里强调联合。在美因茨城里流传一个典故：“为什么美因茨没有人去找克洛普合影？因为早就人手一张甚至N张了。”
然而，在德国人眼里，红牛是跨国资本入侵足球的象征，只是因为德国足球的先天规则壁垒，红牛才被限制在东德莱比锡那个旮旯里无法彻底施展资本潜能。即使4个月前就有了风声，德国也没有人愿意相信克洛普会不惜引发拥趸们的怒火加盟红牛，甚至包括和克洛普有一定私交的《莱比锡人民报》首席记者圭多·舍费尔。
舍费尔在6月份讥笑爆料的萨尔茨堡媒体说：“要我相信这条新闻，倒不如相信我会接管美因茨主教区，并在那里制造方形的莫扎特巧克力球。” —美因茨主教区是德国最古老的教区，莫扎特巧克力球是萨尔茨堡著名的球形甜点—在克洛普官宣以后，做出如此极致嘲讽的圭多·舍费尔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话，对萨尔茨堡的媒体同行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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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克洛普十几年前刚执教多特蒙德的时候就认识了红牛集团创始人迪特里希·马特希茨。当时的红牛足球还没有确定发展方向，迪特里希·马特希茨同样在努力接触业内人士，咨询看法。
2022年去世前，迪特里希·马特希茨在与克洛普的又一次见面中正式发出了邀请。双方在口头上达成了一致，但并未签署任何协议，因为克洛普自己也不知道会在利物浦呆到什么时候。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立场确实有可能变得过于严格，这确实存在风险。”
离开利物浦以后，克洛普决定兑现这个承诺，他在6月初去了萨尔茨堡，为了避免被人认出，其刻意穿着低调。他和迪特里希·马特希茨的儿子兼红牛继任者马克·马特希茨敲定了这项合作。尽管要到2025年1月1日才正式上任，但克洛普早已开始为红牛多个俱乐部的发展规划提出自己的想法，包括莱比锡、萨尔茨堡、纽约、利兹联、都灵、布拉甘蒂诺和大宫松鼠等队，以及已经进入谈判最后阶段的法乙球队巴黎FC。
如果了解红牛投资足球的历史，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迪特里希·马特希茨会“托孤”克洛普。当这家奥地利饮料巨头在2005年入主萨尔茨堡俱乐部时，无论这家俱乐部还是奥地利足球本身在欧洲足坛都是无足轻重的，奥地利足球的强大历史发生在距今80、90年前的1930年代。在红牛到来之前，赞助和冠名萨尔茨堡的企业先后是百货商场、储蓄银行和赌场，一度球队名称就是“赌场萨尔茨堡”。
最开始几年，萨尔茨堡凭借红牛的投资赢得了奥地利联赛冠军，但在经营方面和其他球队并没有太大区别。自2012年朗尼克担任红牛总监开始，这位“总设计师”为红牛系球队打造了卓具慧眼的发展规划—保持球队年轻化，跨国挖掘新秀然后培养转卖。
从2014年开始，萨尔茨堡红牛不仅独霸奥地利联赛王座10年之久，而且卖人收入超过3亿欧元，这和其他所有跨国资本收购足球俱乐部都形成了巨大的区别。奥地利其他球队也开始模仿红牛模式，例如格拉茨飓风，奥地利联赛的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奥地利国家队又在请来朗尼克以后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开始可以在和世界强队的较量中毫不畏惧地展开对攻，甚至在2024欧洲杯拿下荷兰。
萨尔茨堡模式也移植到了红牛系的其他俱乐部，例如巴西的红牛布拉甘蒂诺，最开始红牛投入较多帮助球队升入了巴甲，最近两年则已经完全开始自己造血，靠青训和卖人挣钱。
迪特里希·马特希茨很清楚不进则退的道理，尤其是在体育领域，如果红牛足球希望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住自己的特色，必须再请来一个在理念、个性、人品等方面都可以和朗尼克媲美的设计师，未来的历史会对他“托孤”克洛普的决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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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近期和同行的交流中，有不少人认为，图赫尔出任英格兰队主帅的舆论风波要比围绕克洛普入职红牛的争议更有关注价值。
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1996年英格兰闯入本土欧洲杯四强对阵德国，英国媒体直接在标题里写：“快投降！”结果英格兰和1990年世界杯半决赛一样，被德国人点球淘汰出局。这一次，轮到德国《世界报》把“投降”放到标题里，或许这里应该翻译成“投降了”。接着，图赫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很抱歉，我刚好有本德国护照。”
然而，我对围绕图赫尔的炒作并不太感兴趣，它不涉及民众的感受，而是英国媒体惯有的炒作手法。英国人擅长反复地贩卖自己的历史，无论胜利还是衰亡史，在德国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前，英国媒体爱说双方是平手——德国3次世界冠军，而英格兰赢了1次世界冠军和2次世界大战。这些段子写出来就是给全世界关注和搬运的，用以增加英国人的存在感。
相反，德国球迷对克洛普去红牛的反应要真实很多，不少人是真的认为克洛普的选择是对社区、社会体育的冒犯和背叛，而德国媒体没有炒作，更多是收集了民众的这些反应。这也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基本态度：克洛普的选择不引发我任何一种正面或者负面的情绪，但是德国民众的反应让我做出了很多思考。
我想到最多的一点是：德国人对基于社区和公共意识发展起来的足球俱乐部抱有的深刻情感和执着，是一种我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的感受。体验和捍卫这种感受应该会是很美好的事情，尽管这意味着对一个深受爱戴的教练产生怒火。我很好奇，十年后，德国人会怎样记住克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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